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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安 律 师


被告人涉嫌职务侵占罪、诈骗罪、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全面无罪的辩护

审判长、合议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有关规定,我接受被告人钟冠华的委托,依法作为被告人钟冠华的辩护律师,出席今天的法庭。根据案件事实以及结合现行刑法体系的规范要求,从刑法罚则、刑法伦理、法理乃至于学理等方面紧紧围绕被告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问题,为被告人钟冠华进行法庭辩护。作为辩护律师,我们真诚地希望今天在法庭上的谨慎发言,能获得国家公诉人和合议庭法律人格的认同。
    在本案件开庭前,为了建立谨慎与严肃的辩护原则,我们在被告人羁押期间,曾经依法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并针对案件事实,与被告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同时,为了了解更多的法律事实,我们依法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取证。今天,我们可以说,对本案件的基本事实,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对被告人在涉案中各个时期的工作特性和工作流程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然而,越是深入地了解到更多的事实真相,越是给我们对本案件的辩护工作的切入与架构带来难度。致使我们对本案件被告人是否真正触犯了被指控的罪名而倍感模糊。我们很想避开为被告人进行无罪的辩护路径,却又无法建立轻罪辩护的事实和法律基础。为此,出于认真履行好一个辩护人的法律职责,我们决定,将我们的辩护意见用一种叙述事实的形式展现给法庭,请求法庭依据我国现行刑法的处罚原则予以公正裁判。
一、关于涉案单位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团体性质以及经营范围与本案的法律关系
    首先,我们在本案审结并确定被告人是否触犯被指控的第一项职
    务侵占罪之前,非常有必要来说一说“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单位?其合法的业务范围是什么?
    通过本案的文书卷(我们把本案证据分为证人卷和文书卷),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提交给侦查机关的(1999、6、7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第二条可以查证,中国食协是经过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食品工业的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是由全国食品业的企业、事业单位、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社团法人单位、全国食品专业组织及食品行业工作者等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法人组织。
    《章程》第三十六条 中国食协经费来源:(一)会费(二)捐赠(三)政府资助(四)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五)利息(六)其他合法收入。
    从其《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核准的业务范围来看,该社团的业务范围是:技术交流、人才培训、咨询服务。也就是说,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合法收入无外乎从以上几种方式取得。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起诉书》指控的有关被告人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指控认为,1999年4月,被告人用假公章,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名义,与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签订协议收取了45万元人民币的“会议费”,汇入了自己掌控的帐户,据为己有;1999年9月被告人同样是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名义,使用假公章,分别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郎酒集团公司、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公司三家单位签订协议,收取了“调研费”共计人民币140万元,汇入自己掌控的帐户,据为己有。故而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构成职务侵占罪。
    显然,仅仅从以上费用的取得形式上来看,每一次费用的取得都具有一个共性,即都是通过民事“缔约”的形式取得。我们再更深入地了解一下每一次缔约的内容,我们就能发现,上列三个单位在支付所谓“会议费”和“调研费”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提出了自己获取对价的条件。仅就《协议书》形式要件而言,这种缔约形式完全符合我国现行民法有关经济合同的形式,是典型的民事缔约行为。显然,这种缔约行为对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特有的团体性质和业务范围来讲,是无法操作的。因此,公诉机关直接把这些“会议费”、“调研费”主观归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单位的合法财物明显有些不适当。甚至于在正式场合连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自己也是不会承认这些“会议费”和“调研费”是自己合法的收入。那么,如果这些“会议费”、“调研费”不是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合法财物,又怎样能说被告人是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了单位财物呢?
    我们在阅读本案件所有的证据材料时,包括在依法进行案件调查的时候,特别关注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是不是真正开展过“中国食品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和“关于对国家名优酒和部分地方名酒开展调研”的活动,以及开展这些活动是否专门拨过款项。就在本案的文书类证据材料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查阅到中食编(1999)024号关于召开“中国食品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的通知和中食协(1999)078号“关于对国家名优酒和部分地方名酒开展调研”的通知。从这两份文件拟定的内容来看,其范围之大几乎全部包揽了当时中国名优酒企业,其声势浩大,更是史无前例。不难想象如此巨大的工程,一定少不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然而,主办单位又是怎样解决资金投入的问题的呢?
    奇怪的是,作为这两个大型活动的行业管理部门和发起人——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却从未拨出一分文用于该两次重要活动。非但如此,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还特别在文件中明确地规定,不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为此,我们很难想象这是怎样的一个活动,也很难想象这个活动将怎样去开展。但事实就是这样的特别,文件既然已经发出就一定要践行,发文的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不会拨款用于该项活动那也是铁定的事实上,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笔专门的经费。言下之意,作为当时具体牵头和实施的被告人还得必须完成这样的无米之炊。那么,被告人想要圆满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势必必须要与企业合作。但企业是典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只要涉及到出资,就一定会提出对应的商业性要求。所以,被告人的虚假缔约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形成。就本案的证据材料而言,我们可以认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不知道被告签订的协议的具体内容。但是,如果说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有关领导根本不知道这件事,那也是肯定不符合逻辑和客观事实的。
    1999年5月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的“中国食品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绝大多数领导都出席了会议现场,并做了重要讲话。不仅如此,作为提供“会议费”的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的有关领导以协办单位的名义出席了会议,也做了重要讲话。那么,作为一分文未曾拨付的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在成都成功地召开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研讨会,怎么可以说对“会议费”的事情一概不知呢?从被告人拿着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介绍信前往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筹集经费开始,到整个活动的圆满结束,我们无法避开被告人是在一种被默许的情形下开展工作的辩论思路。
    在今天看来,这种默许、默认以及实际这样操作的结果,既避开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业务范围的足限性,又能成功地达到文件完整实践的目的。这一场活动,由于邀请了国内众多经济学家和酒业专家及各大媒体的参与,最大的赢家是出资企业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由此可鉴,一个实实在在完全按照文件精神开展了的活动,一个出资人愿意支付又清楚花费去向还自己亲自参加的活动,一个连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自己都踊跃去实施的活动,这“会议费”的一进一出,都是在出资人知道和参与下以及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心照不宣的默许下进行的,至今,我们无法看到被告人将这笔钱据为己有的犯罪事实。
    同样的情形,本案所涉“调研费”的情况同出一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仍然分文不出,出资人仍然同意和清楚款项用途,活动也真实开展,调研企业高达100家,三个调研组几乎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历时一年多时间,耗资巨大。一切费用都是从被告人争取来的经费里开支,从这个活动里,我们仍然看不见被告人将调研费据为己有的犯罪事实。
    如果说,被告人仅仅使用了假印章而收取了企业赞助费用就简单构成犯罪的话,那么,通过以上几笔费用的合法使用,至少这个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第271条的犯罪构成。
    然而,本案中被告人用假公章缔约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66条构成诈骗罪呢?无须回避,这是一个需要在法庭上说清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论述了赞助单位在支付这些款项时,是非常清楚款项的用途的,并同意了款项的用途。关键是,这些款项将用于什么活动中去,赞助单位事前了如指掌。本案件证据显示,这些活动在被告拉赞助的时候是一个既定事实,且后来如实全面开展,被告人并没有虚构事实骗取赞助款项。最后,对于在缔约时赞助企业提出的协议要求,被告人最终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领导下都一一执行了,对赞助企业而言,企业没有任何合同损失。重要的是,赞助企业本身也是本次活动实际的参加者。被告人在活动前后没有编造事实欺骗赞助企业,这一点,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来看,公诉机关也是承认的。
    本案中,被告人唯一欺骗了赞助企业的事实是加盖了一枚假公章。但从法律意义而言,仅有这个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将这些款项非法据为己有的行为,而确实是用于了约定事由。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将这些款项非法据为己有。
    不过,从民法角度来讲,由于公章是假的,这个缔约行为应当是无效缔约,其签订的协议应当归属无效。但是,无效协议应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
    为了彻底说清楚假公章的问题,我们仍然无意去回避这个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严格意义讲,作为辩护人我们没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国家公诉人主动提出本案件可能涉及被告人触犯我国《刑法》第280条第二款的问题。但是,为了方便法庭更加清楚地查明本案事实,我们仍然提请法庭关注这个事实。无庸置疑,被告人使用假印章的行为肯定是错误的,然而本案真正发现被告人使用假公章的时间应当是2005年1月28日,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因被告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后,查证被告最后一次使用假公章的时间是在1999年10月21日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调研费”《协议书》的时候。这个时间和被告可能涉及到的罪名之刑期对照,本案已经超过了最长5年的追诉期了。另外,被告人仅仅使用假印章的行为也不属于伪造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所以,本案件也不涉及到这个罪名。
二、被告人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关系在本案中的法律定性(文中我们简称“中国食协”)
    从本案文书材料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中食干字(1999)07号”和“中食干字(2000)05号”两份关于增设中国食协事业部和聘用被告人为事业部主任的文件。从中国食协1999年8月9日的第2次《会长办公会议纪要》内容来看,聘请被告人为事业部主任的主要工作和任务是:“为食品企业的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进行宣传、咨询、策划、服务等,为企业办实事,并适当增加协会的经济收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食协是一个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却在这里明确地规定了增设事业部和聘用被告人为事业部主任的创收任务。这不仅仅表现为与中国食协的非营利性性质不协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作为中国食协在实际运行中一直默许各部门创收的运营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经营习惯,便顺理成章地就制定了,被告人只需要每年定额上缴管理费的承包体制。在本案的证人笔录中有中国食协秘书长黄圣明、办公室主任兼《中国食品工业年鉴》主编邹小平的证词,他们都能证明被告人在担任中国食协事业部主任和《中国食品工业年鉴》副主编职务期间,只需要分别向协会每年定额交纳70万元和向《中国食品工业年鉴》交纳30万元管理费即可,对于交纳管理费100万元以外的所得属于被告人支配和所有。而对于这样的承包模式一直执行和持续到2001年7月被告人辞职离开中国食协。从2001年7月21日中国食协同意被告人辞职的《批复》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中国食协对被告人的辞职审查内容为:“请于2001年7月31日前与协会办公室就事业部的印鉴、事业部的银行帐号以及有关业务工作和管理费、工资等事宜办理交接手续。”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印鉴、银行帐号、业务工作、管理费、工资”这里看不到被告人离任需要财务审计的更多要求。没有这个要求,并不是说中国食协疏忽了原本有的要求,而实际上被告人是一种定额承包形式,只要交回了印鉴、银行帐号,移交了相应工作,交足了年度管理费用就可以清楚地离开岗位了。中国食协对被告人创收所得除去上缴管理费100万元以外的收入根本不过问,也没有理由过问。显然,无论是聘用被告人到事业部工作的初衷还是在实际操作中,被告人与中国食协的关系是切头切尾的内部承包关系。
    那么,既然被告人与中国食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内部承包关系,我们非常有必要谨慎思考和研究被告人怎样构成职务侵占罪的问题。单就被告人的工作形式而言,事业部不是法人,事业部被承包后每年要交100万元管理费给中国食协。事业部要想创收、要对外开展工作,必须要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名义。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是不是被告人用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名义对外开展了工作,且获取了利益,其利益就当然归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呢?然而,也只有是这样,被告人才有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的嫌疑。但如果真是这样,事业部不是法人,又不能独立对外开展工作,还要每年上缴协会100万元管理费,请问,这100万元从何而来?定额承包的意义又在何处?
    通观全案材料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所签署的文件,都是纯获利益的事,那么,如果活动的利益都归协会了,别人的利益又在哪里呢?被告人的合法利益又在哪里呢?对此,我们很难理解!
    2000年10月25日,由被告人提出以中国食协的名义与全国饮品企业环境质量管理审核委员会签订《合作协议书》,共同搞创收,该协议签订后,协会秘书长指定具体由被告人组织人力物力执行。事实上,这个活动也只能由被告来执行,一是被告承包在先,二是中国食协根本就没有履行合同的专门人员,三是被告人有一个“北京中食协质量认证咨询中心”。也就是说,只要被告人足额交纳了管理费用100万元后,这个创收收入就应当是被告人的。如果说仅仅因为缔约主体是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被告就构成了职务侵占罪的话,那么,作为承包人的被告,想要对外开展工作,想要用创收来完成100万元巨额的管理费,除了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名义对外缔约,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按照本案所指控的这个伦理排下去,是不是被告人在中国食协工作两年来除去已经上缴了的200万元人民币管理费外的所有创收收入都是涉嫌职务侵占呢?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2001年7月31日已经离开中国食协。五万九千元的款项是2001年8月9日直接进入北京中食协质量认证咨询中心的帐上,此前,被告人于8月6日用非常明确的信函方式向全国饮品企业环境质量管理审核委员会表示,这个费用应当由北京中食协质量认证咨询中心收取(见书证)。这个信函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被告人理解为这项费用当然属于自己缴纳承包款以后的合法收入;第二,被告人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这时候,被告人已经没有了中国食协的任何职务,怎么可以说成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呢?如果这个款项存在主体上的争议,最多可以作为民法理论中的不当得利之债来调整。就本案情形,构成职务侵占罪尚缺重要条件。
三、关于本案诈骗罪的指控存疑和法律关系不当认定的问题
    我们记得,2004年9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对本案被告因涉嫌诈骗侦查终结后,作出“丰公起诉字(2004)第64号《起诉意见书》”。该《起诉意见书》指控2003年5月,被告篡改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48号文件,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名义向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有限公司、北京市福长豆制品有限公司、天津市大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全国二百余家企业颁发标志牌和证书,对外进行广告宣传等,诈骗人民币共170余万元。
    而本案《起诉书》指控:“2003年5月,被告人篡改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48号文件,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名义向北京市福长豆制品有限公司、天津市大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十余家企业颁发标志牌和证书,骗取人民币共7万余元。”
    我们很难从公诉机关交给法院的证据卷中弄清楚,为什么一转眼就从原来所骗的两百家企业一下变成了十余家企业?又是怎样从诈骗170余万元突然之间变成了7万余元?这个差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但无论怎样的变化,本案被告人仍然被指控涉嫌诈骗罪,为此,我们仍然需要依法对这个指控提出辩护意见。
    有关篡改了“中食协[2003]48号文件”的问题。我们需要详细的论述说明一下。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食协[2003]48号文件”是合法真实的,文件的主题是:《关于贯彻落实全国“菜篮子”工作会议精神  表彰宣传“质量、卫生、安全全面达标食品”的通知》。既然这个文件并非一个虚构的事实,而本案的其他篡改行为应该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合法真实的文件基础上而为的。我们在审查本案“诈骗罪”构成的实质过程中,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个法律事实。
    我们不妨花点时间,对该48号文的原文与修改文进行一次严格的对照。对照之下我们不难发现,文件到底改变了什么?
    原文:
    三、参加程序:
    1、    活动秘书处对参加企业提供的材料及食品样品进行登记造册,并初审。
    2、    活动秘书处组织行业专家对食品样品进行检测化验、感官品尝和包装评定。
    3、    初审通过的产品,活动秘书处以书面形式通知企业,确认是否入选。
    4、    活动秘书处将上述意见综合后,呈报专家组领导复审,确认最终入选。
    修改文:
    1、    同原文。
    2、    同原文。
    3、    同原文。
    4、    同原文。
    5、    向入选食品颁发“质量、卫生、安全全面达标食品”证书及标志(属于增加项)。
    6、    入选企业与主办单位签订《质量-卫生-安全:食品企业自律责任书》,杜绝生产不符合“质量、卫生、安全”指标的问题食品(属于增加项)。
    原文:
    四、    相关费用:
    本次活动的表彰不收费,只收取检验费和专家感官鉴评费,电视台制作和播出及宣传收取成本费。
    1、    对无近期内省(市)级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的企业,收取每个品种检验费1000元和专家鉴评费800元,如果一个企业有两个以上品种,则每个品种收取1000元检验费,不再收取鉴评费。
    2、    在中央电视台1套、2套、3套《天天美食》、《晚间新闻》、《正大综艺》、《中国市场信息》、《为您服务》、《中国新闻》等栏目播出5秒广告,每月播出115次,共受制作播出成本28万元(正常报价52万元),请来电索取《播出时间表》
    修改文:
    1、本次活动的表彰不收费,只收取检验费和专家感官鉴评费,电视台制作和播出及宣传收取成本费(仅作了方号改动)。
    (1)对无近期国家质量检测机构检测合格报告单的,每个品种收取检测费1500元、专家鉴评费500元(修改文)。
    (2)在中央电视台1套《东方时空》、《今日说法》、《开心词典》,2套《为您服务》,3套《中国音乐电视》、《每日一歌》、《综艺快报》、《电视书场》等8个名牌栏目播出5秒广告(每次集中播出6家企业共30,秒)。每企业每月共播出90次,共收播出 成本费18.5万元(正常价50万元,请来电索取《播出时间表》)(修改文)。
    由此可见,原文和修改文内容并不发生本质上冲突和矛盾,活动主题仍然没有丝毫变化,修改文更多是对执行原文的一个细化。
    修改文中第三条增加的第5项,实质上是对文件精神的一种具体阐释。原文标题本身就是“表彰宣传”。而修改文就是将原文模糊的“表彰宣传”进行了具体说明,并明确了“表彰宣传”的具体形式,其具体形式就是通过颁发“证书及标志”等载体来体现的。这些均与原文本身没有冲突,不违背原文件总的基本精神。
    而关于宣传形式和宣传费用的细化,更是不违背原文总的精神实质。
    另外,中食协[2003]48号文的修改并不是本案犯罪嫌疑人钟冠华所为,对行为人以外的人进行有罪指控于法无据。
    中食协[2003]48号文,是被告人钟冠华亲自拟订并会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有关领导商议最终确立的。文件确立后中国食协以上缴定额利润的形式将该文件交给本案被告人钟冠华主持的“北京中食协质量认证咨询中心”承办,并签订有相关合同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北京中食协质量认证咨询中心”将该项目转交给“北京金光大道广告有限公司”具体执行(有协议书为证)。据被告人陈述,在执行过程中,是“北京金光大道广告公司”总经理闵正道将文件原文进行了细化,并添加了他们的工作联系电话和双方可控的银行新帐户等。最后形成了以上修改文。修改文形成后,由闵正道送给被告人,然后由被告派司机廖平将修改文送中国食协办公室副主任白志宏处备了案。然后,由“北京金光大道广告有限公司”依照修改文具体执行。被告人钟冠华本人并没有对文件进行修改。专门针对这个疑问,我们曾经于2004年12月17日,以书面形式请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从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的电脑里调取文件样稿,以防丢失,但至今未被批准。
    如果这个问题不查清,本案就存在重大事实没有查明的问题,根据我国刑事处罚原则,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之前,不可定罪量刑。
    退一步讲,即便这些改动有什么不妥,只要活动是真实的,不会直接就上升为犯罪。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从法律本身去看,这个所谓的48文件,是“北京中食协质量认证咨询中心”和中国食协办公室为了共同创收而签订的经济合同的产物,这个文件与2003年4月13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一体的,是《合作协议书》合同内容的一个部分,对“北京中食协质量认证咨询中心”来讲,它就是一个合同附件,属于从合同范畴,它随主合同《合作协议》的生效而生效。如果主合同《合作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它也不产生法律效力。如果有效,合同相对人对它的修改仅仅表现为一种违约,违约行为仍然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事实上,这种文件对于第三人地位的企业来讲,仅仅是一种参考。如果企业按照文件来表示参加,其行为仍然是一种民事缔约行为,这不是执行国家强制性规定。
    这正如前一段时间报道的,有一家公司向社会公众兜售月球土地,并以300元/亩定价,完了后为购买者颁发一个虚拟的月球土地证书一样。这样的行为之所以没被认为是犯罪,就在于月球本身是真的,购买者也知道这个证书是虚拟的。我们应当正面理解“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团体,其有没有颁发证书和标志的权利,其颁发的证书和标志有什么现实意义?颁不颁发对企业到底有什么影响?说通了,这个证书和标志的颁发并不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同意与不同意而有效或无效,本案件即便是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赞同发牌发证,这个牌和证书与虚拟的月球土地证书又有何不同呢?这个自律组织本身不具有这个职能,这是一个法律事实,我们的企业是非常清楚的。
    更何况,这份修改过的文件,已经交中国食协办公室白志宏处备了案(有廖平和被告人的证词)。更重要的是,文件的原文和修改文都是由中国食协来监督实施的,文件中非常明确地印制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办公室监督电话:010-63367311、63486138,刘长友和白志宏是文件记载的监督人”。二人为中国食协办公室正、副主任,对收到修改文后不置可否,完全可以理解为默许同意。因为在法律框架里“北京中食协质量认证咨询中心”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之间是平等的民事缔约主体,只要对方不反对就可以视为达成合意。
    本案件中,文件作为合同内容来执行,并不以增加的编号为(5)向入选食品颁发“质量、卫生、安全全面达标食品”证书及标志为收费条件。参加活动的企业,从文件中非常清楚地知道,此次评比不收费,其所交费用只是收取检验费和专家感官鉴评费,电视台制作和播出及宣传收取的成本费(事实上收取的广告费比自己单独去交更便宜)。参加单位在这样的倡导下,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这个文件,对于参选单位交费宣传的意愿,并没有任何欺骗。对于怎样收费,收什么费用,这些都是非常明朗的事实,没有任何欺诈行为存在。甚至,参加单位缔约后,认为合同某些条件不符合约定,仍然可以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而避免损失。我国《刑法》要求,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象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件不存在这样的欺骗,文件修改前后都明确表达了,评比不收费,也没有说发证书和标志需要交费。企业所缴纳的费用与发证书和标志没有关系,企业交的费用是文件原文和修改后的条文都明确指出了的宣传广告费。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行为人收取宣传广告费是虚构的,或收取了宣传广告费后根本就不打算给交款企业做宣传广告。否则,不构成此罪。
    但是,无论怎样,擅自修改“文件”或修改“文件”后不进行备案的行为,始终是不适当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80条第一款对“伪造变造公文罪”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那么,本案件情形适不适用该法律条文呢?我们研讨过,因为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政府机关,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仅仅是一个社会团体,被修改的“文件”是该社会团体的一般性文书,不具有普遍拘束力和强制力。民事合同的执行者对缔约对象该类非公文文件的修改不能等同于对国家机构、政府机关的公文的修改。
    所以,修改这种文件的行为也不构成“伪造变造公文罪”。
四、被告人不构成我国《刑法》第280条规定的伪造居民身份证罪
    对于这个罪名,我在这里只简单说一句,被告人不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因为,被告人仅仅是非法使用了假的居民身份证,其本人并没有实施伪造行为。有关详细的论述,请第二辩护人朱刚山律师发表相关的辩护意见。
综上所述:
    本案严格意义讲,被告人实施的行为是违规、违约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本案中更多的行为应当属于社团管理方面的行政管辖和民法领域类的民事调整,被告人的一些行为是触犯了我国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禁止性规定,其行为应当受到公安机关严肃治安处理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对这样一些行为提起刑事公诉,当否,的确有待商榷。

    谢谢!
                                                     辩护人: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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